教育部長與學生的課綱座談，以學生失望痛哭收場；議題隨即轉由立法院接手，別有盤算的政客企圖插上一腳，讓棘手的問題更顯複雜。反課綱學生的悲憤讓人動容，但歷史及教育問題要聽從少許抗爭學生的指揮，恐怕也是令人難以苟同的事。更大的問題是，每天沸沸揚揚如同沸騰的台灣，為何無法將爭議討論的熱量化為進步的動能，卻始終在原地踏步甚至向後倒退？

不可否認，課綱爭議的出現，是台灣社會認同的板塊壓力變化已到達某個能量釋放點，必然帶來震動。但是，如果我們還自認為是一個民主社會的話，教科書的課綱爭議，應該是由歷史學界、教師團體、乃至政治或社運團體提出討論，或透過法律程序提起訴訟，怎麼會讓高中生直接去衝撞教育部？這除顯示政府的行政、陳情或代議體制功能太不健全，也反映台灣民主政治只是虛有其表，有些機構不知自己的角色界線何在，許多公民未學會以正當手段表達訴求，卻只想藉特殊身分強迫別人接受其意見，媒體則熱中於煽風點火，這在在皆是民粹。

台灣社會的焦慮與躁動，其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早年內憂外患交加時代，即已如此。比較令人不安的是，近幾年社會上每天擾擾攘攘風波不斷，媒體上名嘴網軍七嘴八舌日夜批判，社會輿論如同一個熊熊燃燒的鍋爐；但是，這麼多的火力四面八方而來，卻無法累積為推動國家進步的能量，台灣反而節節倒退。這種現象，能不讓人憂心？

每天沸騰的輿論，卻無法推動社會前進，追根究柢，有幾項主要因素。第一，是議題的破碎化：類型繁多的媒體雖然反映了社會的多元意見，但許多時候炒作的只是假議題，利用片面、不準確的事實或旁生的枝節，製造社會的談資。表面上看，許多議題煞有介事，但經過釐清或驗證，卻是無事生非，但已平白浪費了公眾的時間和精力，例如三億男事件、松菸文創皆屬此類。而真正事關國家宏旨的議題，諸如經濟轉型、能源議題、修憲、財政危機等，朝野反而根本無法坐下來談。

第二，論述的淺薄化：由於網路和自媒體的發達，人們每天接觸到的公共討論數量極多，但意見也變得極扁平而淺薄；如此一來，形成人人有「言論自由」、卻事事缺乏「深刻思考」的遺憾。如果只是談論八卦，「百家爭鳴」倒也無妨；但若要談論深刻的國家大政，便陷入「雞同鴨講」的窘境。例如，談國家的未來產業競爭力，只懂ＡＢＣ的人如何論道ＸＹＺ層次的事？就如沒讀過幾年歷史的學生，用荒誕的理由來反對課綱。

第三，體制的失能化：兩次政黨輪替帶給台灣民主的影響，除表面上政權和平交接，實質是導致政治愈發向總統權位的爭奪集中，也使得普通文官行政中立的保持愈發困難，乃至憲政機構的制衡設計日漸被忘卻。陳水扁時代的硬拗惡搞，讓藍綠對峙在政府及社會滋長生根；而馬英九時代的怯戰懦弱，則讓公部門的權威和正當性逐漸失去尊重。去年，太陽花學生輕易占領國會並進攻行政院，寫下民主國家的可恥紀錄；今年，區區一兩百名學生就能發動反課綱，突襲教育部，這都是公部門權威日漸剝落的寫照。再看，賴清德僅以李全教涉賄拒絕出席議會至今，因而遭到彈劾，亦是如此；作為民進黨的明日之星，賴清德將「個人」與「機構」混為一談，因李全教一人而否定整個議會，顯示他對民主體制的設計缺乏認識，因而缺乏應有的民主精神。

根據物理原理，物質燃燒產生的熱量若妥善應用，可以推動許多大型機器，用來完成人類想要的目的。然而，台灣每天幾近沸騰的民意輿情，為何不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反而阻滯了國家的正常運作呢？癥結就在，我們的社會不僅缺乏一致的認同和目標，有些人甚至視其他成員為仇敵，不斷攻擊牽制；只要對方跨出一步，另一方必定設法把他擋下來、推回去。亦即，台灣社會散發出的許多熱力與能量，最後都被用於內部的自我抵銷和摧毀；如此激烈的內耗，又如何能推得動這部國家機器？

土爐和菜刀煉不出鋼，這是當年「大躍進」顯示的簡單道理。我們很難說課綱到底有多重要，但大家都知道，台灣已原地踏步了很久，那是比課綱迫切許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