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師會發起的九二八大遊行，日昨與勞工團體聯合舉行誓師大會，並將抗爭的訴求升高到「人民要政府公平對待」的高度。這項促請陳總統實現開放教師籌組工會權承諾的運動，再擴大為工運界的聯合行動；整個事件其實醞蓄著教師界長期積壓的忿悶，在此時瀕臨了一次總爆發。

教師走上街頭被認為與教師課稅有關，但在教師會逐步調整遊行訴求之後，行動的正當性已對政府構成壓力。的確，早年被視為「清苦」職業的教師，近年突然成為眾人艷羨的穩當工作，不能不說是時代變化的吊詭。最近教師課稅問題之所以成為議論焦點，主要是國內存款利率已降到幾近於零，致享有百分之十八優惠利率的退休教師待遇變得格外刺眼；而許多退休教師可領取七、八成薪的優遇，更讓眾多中壯年失業人口由妒生怨。當局此時決定取消教師免稅，當然也是覺得這股民氣可用。

但如果進一步審視，這種變化其實不是因教師待遇過度提升所致，而是大環境急劇惡化、其他部門待遇相對下降的結果。事實上，在經濟景氣良好的時候，民眾並不覺得這是個尖銳的問題。今天，從納稅是公民義務的角度看，取消教師免稅的政策固然值得支持；但如果政府不承認自己理財無方以致財政窘困，卻要故意把教師塑造成「享高薪、不繳稅」的特權階級，讓其他民眾對教師產生無謂的不滿，那就完全扭曲了問題的本質。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教師被虛幻地塑造成「金飯碗」階級的同時，他們的專業尊嚴其實卻越來越受踐踏。尤其在「轟轟烈烈」的十年教改中，基層教師承擔了繁重且變化不定的多元入學重擔，竭盡所能地適應新的教材與教學方針；但他們仍然被少數教改專家輕蔑為不知教育理想為何物的教書匠，也往往被醜化為抗拒改革的最大阻力。當那些高喊教改口號的教改首腦們一個個攀上權力的高峰而去，教師們卻被拋棄在山腳下，由他們來收拾千頭萬緒的「改革」爛攤子及家長學生的抱怨，那才是教師們心中最深沈的幽怨。。

近些年來，教育機制日趨市場化、商品化及私有化，加上校園民主風潮的激盪下，教師的地位每下愈況，而他們面臨的困境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政府編不出退休金預算而無法如期退休的屆齡教師，幾年來人數已達數萬；政府不曾試圖為這些人解決問題，只一心盤計著他們會領走太多津貼。何況，政府對於每年領取數千萬元退休俸給的退職元首或其他高俸退職政務官，並未以同樣的標準檢討其「合理化」；這類「選擇性的改革」給予教師的相對剝奪感，亦是教師忿悶難平的心理鬱結。缺乏治國能力的政府讓國民財富一年縮水數兆元，為了填補金融業的虧損一擲上兆；卻為了數十億元稅款而使幾十萬教師儼如眾矢之的，教師們怎能無怨？

用至聖先師的標準期待教師的品德，卻又以升斗小民的目光打量他們的生計，這算公道嗎？政府取消教師免稅，固然有稅制公平化的理由可以宣說；但從另一面看，這其實是政府犧牲教師利益來自我卸責的策略，掩飾不了的，是政府財政的窘困及振興經濟的無能。在這二十一世紀之初，教師變成不受尊重、卻又眾所渴羨的工作，這種海市蜃樓般的顛倒景象，不正反映了台灣社會上升動力日漸失落的惆悵嗎？

是的，當教師專業的神聖性被剝落殆盡，也是他們從雲端回到地面的時候了。軍公教構成台灣社會特殊階級的年代，該當讓它過去。在新的世紀，教師要成為納稅的公民，也要定位為可以組織工會的受僱勞工，為他們不再超凡入聖的職業爭取法律及世俗的地位，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教師上街遊行，展示的是大時代新弱勢團體的身影，也映照了整個時代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