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楊儒門象徵著農民處境

聯合報 /2005-10-20 /社論

一個農家子弟為何要用放置炸彈的激烈手段來為農民發聲?很多人想問的這個問題,是一個有關台灣農業困境的問題。

不過,更深一層的問題是:一名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炸彈客,為什麼會被農民視為英雄俠客,甚至被社運人士比為革命偶像?難道台灣已走到「官逼民反」的這一步?這第二個問題,遠比第一個問題沈重許多,卻是今日台灣底層社會的心聲寫照。

楊儒門案一審宣判,台北地方法院將他判刑七年六個月,併科罰金十萬元。楊儒門的鄉親和委任律師都認為判刑太重,表示將會上訴。純從司法角度而言,楊儒門被依製造爆裂物等重罪提起公訴,檢察官在起訴時還為其求情,合議庭量刑時並接受其符合自首要件,顯然也斟酌了各種減輕刑度的可能;唯司法畢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似乎難有容納「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空間。

但另一方面,從聲援團體呼喊「官逼民反,良心無罪」的角度來看,楊儒門如今儼然已被視為社會良心的象徵。在有些人的心目中,關他一天也都代表了社會良心的囚禁。「囚禁楊儒門就等於囚禁農民」,楊儒門不但成了農民的代言人,他的處境亦反映了許多農民心中之痛。農民念茲在茲者不但是農業漸漸凋零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官逼民反」這類的呼喊,似乎顯示弱勢的農民運動已走到了訴求「革命」手段的關頭。

台灣農業的困境,原是全球化浪潮之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景象的反映。政府以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全球經濟體系作為重要政績指標之時,學界和業界早就提醒,若無即時而有效的轉型、升級等政策輔導,台灣農業的衰退勢不可免。十餘年來,政府開放美國火雞肉、各種水果、紐澳牛肉等各式農產品進口,到最近的稻米亦開放進口,台灣農業節節敗退,農民境遇已至欲哭無淚的地步。而政府官員為表示關心農民所最擅於呈現的「業績」,不過是當眾推銷水果,或強調提高老農津貼等作秀手段而已。

開放政策本是舉世必然潮流,但台灣農民所最感憤怒的,或許也是楊儒門被逼走向扮演炸彈客之路的原因,乃在於「官逼民反」的結構不正義問題:政府徒以巧言向農民表達承諾,卻既無政策的一貫性,也無保護農業的基本決心;只將農民視為選舉操作的基本群眾而已。

每當農民受剝削而凸顯產銷系統失調的問題時,政府信誓旦旦嚴懲「菜蟲」的效果在哪裡?當各國戒慎恐懼於美國牛肉感染狂牛症疑慮時,台灣政府獨樹一幟的開放「勇氣」又出於哪裡?當台灣水果直銷大陸成為農民難得的一條活路時,政府的支援和協助在哪裡?說出「蔥貴了就不要吃蔥」這種輕浮言語的是誰?為了媒體關心台灣水果「登陸」議題而大動肝火的又是誰?

台灣農業發展的困境或許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但政府未能誠懇協助農民面對此一問題,反而一再地施用「騙術」以對,這才是農民認為「官逼民反」的主因。楊儒門在看守所接受聯合報訪問時說,他曾騎車環島,看到台灣的人情之美,卻也深刻感受到底層社會的困苦無奈。他為農民四處陳情,效果如同「掉落海裡的一片葉子」般不起波瀾。直到用上「炸彈手段」,揹上危害公共危險的罪名,楊儒門的發言才有受人聆聽的機會。

如今楊儒門被判有罪,但「囚禁楊儒門就等於囚禁農民」的說法已不脛自走;關在牢裡的楊儒門,象徵著關在牢裡的台灣農業和台灣農民。農民的困境固然是一種問題,農民的被騙、被逼、被剝削、被不正義對待,才是更深層的問題。

放炸彈有罪,但牢裡如今竟囚禁著「社會的良心」,又該如何對它定罪?這正是楊儒門事件牽動人心的道理所在。

香蕉問題,能不能就事論事?

聯合報 /2011-07-15 /社論

從香蕉價格開始,民進黨一路追加了稻米、木瓜和大蒜議題,接著便跳接到要求加碼農民津貼,同時把榮民和老農的舊帳再翻一次。這種無限上綱的炒作模式,人們已經十分熟悉;然而,這有助於解決現實的問題嗎?

最近蕉價慘跌,肇因於季節性的供需失調,這是農產品幾乎每年都會發生的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避免。政府可以做的,應是協調相關部門加緊收購、出口,或促請業者製成加工品,或調度儲藏設施供農民使用。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其間是否有人為操縱,嚴防中間商剝削農民權益。至於是否保證價格收購,則宜交由地方政府視機處理;否則,中央政府若大舉干預,反而助長市場的投機舞弊,導致下一季更嚴重的供需失衡。

亦即,既然蕉價下跌是短期性的供應過剩,就該將它當成市場問題來解決;而不必套入「農民好可憐」的公式,再導向「老農津貼加碼」的結論,甚至還順帶挑撥榮民和老農的族群矛盾。試想,蕉價問題吵了半個月,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和民進黨立委蔡煌瑯也公開辯論過了,誰看起來比較像真心在解決農民的問題?

看這次蕉價事件,不但議題是舊的,朝野辯論的方式也是舊的,就連辯論的目的也沒有絲毫長進,純粹是為了選舉炒作,卻未提出任何建設性的主張。從某個角度,我們看到政治人物的可悲,朝野皆然;雙方都想利用農民的處境為自己撈到一點選票,但他們對農民的關切其實也只是「季節性」的,過季即忘。當民進黨疾言譴責馬政府無能時,他們忘了扁政府八年對農業產銷改革也是交出一頁空白,否則今天基層農業組織怎麼會束手無策。

朝野叫陣對罵,無法解決農民的困境,卻只是愈發暴露台灣民主政治的徒勞與虛耗。以這次事件為例,藍綠在不可開交之際,卻是北京、山東分別傳出大量採購台蕉的計畫;這看在人民眼裡,是什麼滋味?尤其,蔡英文、馬英九都在高喊「我是台灣人」,但兩人手中燙手的香蕉問題,卻只能寄希望於對岸的無限善意;這般眼高手低,尊嚴何在?

香蕉問題其實不只是香蕉問題,它也讓民眾看到台灣政治的惰性與惡意。在果賤傷農的時刻,朝野都應該努力提出對策,協助蕉農解決問題;而不是拿他們的問題當武器,來攻擊對手。包括所謂香蕉每公斤兩元,是某些次級香蕉稍早價格;但民進黨拿著「每公斤兩元」的過期資訊反覆宣傳,正如每談政治就提二二八,這除了誤導社會認知,更導致市場交易價格欲振乏力。農民很苦是實情,但把農民的苦情竊攬為自己的政治資源,卻無意解決其問題,何其不仁?

這次蕉價風波之所以延燒,部分原因是馬總統一句「怎麼不早說」,被在野黨解讀為「不知民間疾苦」,瞬間搧起了火勢。詳情經現場農友解說,外界已較清楚其原意;但這對馬總統未嘗不是一次教訓:在他不熟悉的事務上,要謹慎發言,甚至應避免公開介入,以免使行政官員陷入無可迂迴之境。包括他公開指示農委會徹查中間果商剝削之事,目的雖在展現對農民的關切,實際上卻容易讓外界產生農業部門「無能」或「打一下、做一下」的印象,這又將淪為綠營攻擊政府的口實。選戰當頭,馬總統必須準確掌握自己行事的分寸,否則後患無窮。

台灣不是「香蕉共和國」,我們的經濟發展多元化,豈宜因一項農產品短期的產銷失調而鬧得人心惶惶;而幾十年處理香蕉問題的經驗,也累積了一些幫蕉農找出路的方法。真正的問題在:朝野政治人物能不能學習「就事論事」的精神,面對不同的問題,拿出具體、有效的對策,協助受苦的農民脫離困境。各類果菜價格免不了漲跌,政治人物的論戰也得與時俱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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