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案一樁樁、機要費涉弊 貪腐共犯體恐已成形

陳長文 /陳長文 /法學教授(台北市)

弊案連連,這些亂象顯示貪腐共犯體恐已成形。國務機要費涉及弊端即是典例。

首先,該共犯體直接涉及的是行政機關,又可區分為主犯與從犯二種身分。以國務機要費涉弊為例,實際從不法中獲利高官為主犯,廢弛職務的相關會計審計人員則為從犯。

主犯者,主導弊案並從中積極獲利。從犯則通常為權力屈服者,其加入源自一個逆淘汰過程。公務員面對弊端,有二種選擇,抗拒並被排擠,或加入以保職務甚至被拔擢,但貪腐曝光時,其就成為核心主犯的「保護閥」,成為代扛刑事責任的犧牲品!若媒體揭露的國務機要費案情屬實,則直接不法獲利的高層(包括總統)需負貪汙刑責外,其他消極包庇的會計、審計人員,縱無直接獲利,也將觸犯《貪汙治罪條例》之不為舉發罪。

這些刑事責任,相關公務人員不至於不知,為獲得升遷甘於同流者,可謂罪有應得。即便是憚於權勢,為五斗米折腰遂消極縱放者,雖有可憫,但虧於職守卻是事實,今面對刑事訴究,已悔之莫及。其他公務員應以為惕,絕不可淪為貪腐的消極共犯。

其次,共犯結構亦延伸至司法機關,法官由於相對獨立問題較小,檢察機關的情形則相對嚴重而令人失望。今審計部雖將國務機要費案移送檢方,然而鑑諸過往檢察官諸多消極與自限作為,對其能否獨立徹查難保樂觀。惟筆者仍要提醒檢察官,之前諸多弊案,證罪所需事證較為繁複,尚可技術性的宣稱「查無罪證」敷衍交代,或者濫用裁量遲延搜索甚至選擇性不搜索,致令嫌疑人有滅證串供空間。然而,這次國務機要費弊情卻相對單純,透過單據對比追蹤,不法即可現形。若檢察機關仍濫權縱放,而致遭告發刑法濫權不追訴罪非不可能。

此外,檢察機關的怠惰,亦顯示出司法倫理教育的失敗,當然檢察機關在制度上受到行政機關過度箝制,難以抗衡行政威權也是原因之一,以至於內部也出現逆淘汰,優秀的檢察官難得升遷,或因失望去職,留下部分擅於揣摩上意卻無視正義職分者敗壞司法倫理。

最後,貪腐共犯體除作為共犯外尚包括觀念共犯。前者指的是實際涉貪的官員民代或掌權者的親戚佞信;後者則是對貪腐作為默不作聲、姑息包容的社會大眾。作為共犯惡行雖重,但威脅卻反較觀念共犯為輕,若非觀念共犯縱容,貪腐雖未必能免,卻可以受到約束制裁。

甘地嘗言:「若只有退縮及暴力二種選擇,我建議暴力。」並非甘地喜歡流血衝突,而是他鄙視道德上的懦弱。姑息適足養奸,冷漠激勵貪腐,這是全國人民從近來諸多政府弊案中,該學得的一課。

郭董囂張之怒 當政黨輪替變清算大會…

陳長文 /2015-01-20 /陳長文 /法學教授、律師(台北市)

最近,台北市政府不斷的示意要將廉政之刀,砍向馬英九、郝龍斌主政時代的台北市各項建設,連帶的掀起了台北市政府與鴻海郭台銘的漫天戰火。四方混戰,打得大家霧裡看花。

用個假設情境,歸納成一個問句,也許就有助於大家了解,這中間的問題在那裡?

我,陳長文,在此宣布,我將參選四年後的台北市長。我若當選,政見只有一個:我一上任,將清查所有和柯文哲先生主政時的台北市政府有合約、參與工程標案的廠商,全部移送廉委會調查,「一定」要查出弊案為止。

當然,我不會參選台北市長。這也是刻意誇大的情境。但這個陳長文可以抽換為張三李四王五孫六。

藉由這「誇張情境」,我要說的是,一旦政黨輪替變成了清算大會,試問,還有企業敢參加政府的公共工程嗎?台北市還需要建設嗎?或者應該這樣說,愈優質的廠商,反而會更怯於參與政府的建設,而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這對政府施政、城市建設會是好事嗎?

不是說,我們反對柯市長清查弊端,有弊當查,是為政者的本務。但關鍵在台北市政府或綠營人士透過北市府釋放的許多片面資訊,透露了一個「先射箭再畫靶」、「先定罪再論證」的態度,一出手就先以否定的態度,透過政論的名嘴捕風捉影以及網路鄉民的反商心結,否定了前任市長所有的建設,甚至上綱為圖利乃至於貪汙,連帶的清算圍剿和前政府有合作關係的企業。

從政治上來看,這樣的出手,確實會有幾個效果。一是發揮「打掉重練」的效應,拉低民眾期待的基期。「你看前任做那麼爛,我是救火隊來救火、收爛攤的,所以,如果這爛攤收不好,也不是我的問題」;二是,捉準了當下反商仇富的民眾氛圍,例如在大巨蛋案將刀劍指向涉入葉世文收賄案的遠雄,不但可以立刻獲得廣大的掌聲,同時不管遠雄在大巨蛋案有問題還是沒問題,也不會有人敢幫大巨蛋說話,誰說話就是遠雄同路人,這噤聲效應,就可以讓主攻大巨蛋擁有一面倒的優勢詮釋權。

現在,政治獻金案攻馬英九、新燕案攻朱立倫、大巨蛋案攻郝龍斌、BRT案攻胡志強、航空城案攻吳志揚。招招刀刀,都砍向「清廉」二個字,而這二個字若中招,對任何政治人物來說都是萬劫不復的結果。可是究其實,到目前被拿出來說的各種案子,要上綱到弊案,證據端有幾分扎實呢?

郭台銘發火登報,柯文哲市長也怒了,回馬槍一句「囂張財團」,這句話又可以贏得鄉民掌聲,也是另一個政治正確。但柯市長不妨多一點點同理心,站在郭台銘的角度想一想,從三億男到秋葉原,是那一方先把郭台銘框進了「奸商」想像裡呢?

如果,企業依照政府公開招標的法定程序參與的公共工程,都得因政黨輪替,而被按上一個官商勾結乃至於貪汙共犯的大帽,郭台銘的「囂張之怒」,有很難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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