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國經濟會議的建言 左右夾殺、聯合夾殺、內外夾殺、自我夾殺

高希均 /2001-01-06 /經濟學家 /聯合報民意論壇

陳總統如何突破台灣經濟的四重夾殺?

◎不確定、不安定、不放心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權的和平轉移,不幸地立刻帶來了一次迫在眉睫的經濟風暴。這是必然的代價?還是偶然的陣痛?說它完全是新政府罪過,似乎太沈重;說它完全是舊政權的後遺症,那就太失真。

當政了七個多月的陳總統,至少要肩負起最多的責難。當一切的榮耀投射給他時,一切的後果自應由他來承擔。把今天的經濟衰退歸咎於國際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只能反映出他的辯才;推動具體的政策,產生實際的成效,才能凸顯一個總統的擔當。

美國杜魯門總統早就說過:評估一個新總統的政治前途,只要看他當選以後是在「做」總統,還是在「選」總統。

對台灣選民最不幸的是,由於政策翻案(如核四)、方向模糊(如工時案),又把錯誤的政策認真執行(如股市護盤),再加上行政院與立法院的衝突,二百餘天來,幾乎無一天不出狀況,無一天不令人提心吊膽。政策「不確定」、社會「不安定」、人民「不放心」變成了新政府揮之不去的新商標。

國民黨在台灣五十年構建的經濟實力,很難想像在民進黨這麼短的執政時間內,可以一瀉千里。當前的經濟情勢是失業率創新高、股市下跌創新低、外銷減為個位數成長、台幣貶值、今年經濟成長率會低於百分之六、國內投資下降、去大陸投資驟增……。(見附表)

國民黨執政期間,雖然敗象叢生,但人民還可以活得好;即使民進黨新手上路,也不應當把經濟弄得這麼糟!

◎四重夾殺

再深一層分析,政策的不確定、社會的不安定、人民的不放心,是來自四種相互激盪的夾殺。

一、左右夾殺:「左」是指政治上的「亂」,「右」是指經濟上的「衰」。「亂」來自憲法上對行政與立法權責的不清。總統權重而責少,行政院長權少而責重;當總統來自立院少數黨時,與立院佔多數在野黨的互動立刻陷入僵局,產生「令不出總統府,法不出行政院」。

政治上的「亂」立刻觸發以及加快了經濟上的「退」。廢核四是一個重大決策可以隨時大轉向的大警訊。如果今天是核四,明天不會是高鐵的停建?後天不會是終身俸的削減?

當政治上的獨見裁決經濟活動時,投資者的信念就會立刻倒退、政府的公信力就會立刻打折扣。

二、聯合夾殺:是指經濟因素(如失業率上升、競爭力下降……)與非經濟因素同時惡化(如勞資對峙、環保抗爭……)所形成的聯合力量,造成了經濟成長率的加速下降,以及全面悲觀氣氛的瀰漫。

在台灣「經濟奇蹟」的過程中,經濟因素一直相當穩定;非經濟因素則在近二十年時時產生了抑制成長的影響──如行政效率不彰、基礎建設不足、法令訂定不快。

三、內外夾殺:是指新政府內有民進黨內各派系的牽制,外有在野黨的集體對抗,使政策無從推動。政治本來就是零和遊戲,在少數黨執政的現實下,就不得不妥協!如果執政黨不肯妥協,又缺少誠意,那麼政策停擺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

四、自我夾殺:在重大政策上,當陳總統堅持以民進黨的意識形態主政時,他變成了一黨領袖,而非一國領袖;而他所推動的是一黨黨綱,就非一國國策。當這種「對黨的忠實」一再出現時,就變成了政治舞台上的自我夾殺。此外,長期擔任立委及反對黨領袖的做秀心態、討好心態、對抗心態也時時浮現,減少了知識份子的認同。

因此,這不是危言聳聽:陳總統面對的不是三個反對黨:國民黨、親民黨、新黨;還有兩個潛在的反對勢力:民進黨,以及他自己。

◎如何突破夾殺?

上述的四種夾殺是如此的真實,如此的嚴峻,但我並不過份悲觀。因為了解陳總統的朋友總是說:他聰敏、務實、反應快,也能夠聽別人建言。因此,我就期盼,在那關鍵的一刻,總統就能在一念之間,立刻做出這些決定:

一、台灣的經濟前景取決於政治。只要經濟歸經濟,經濟就會有生機;只要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不支配經濟活動,不確定的因素就可以減少到最低。

二、台灣的政治安定取決於憲政。這一部殘缺不全的憲法是無法維持國家的安定與發展;再一次的修憲,變成了「必要之惡」。

三、台灣全體人民的福祉取決於兩岸協商。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就沒有安定的台灣。以「拖」待變是舊政府時代自以為是的小聰明、小格局。當大陸經濟每年以全球最高成長率發展時,時間怎麼可能站在台灣這一邊?以「變」應變是新政府可能開創的新局。堅決反共的尼克森可以有中國大陸的破冰之旅;心向台獨的陳水扁何嘗不可以敲開兩岸協商之門?

四、以「變」應變是要朝向修正戒急用忍,開放三通的大方向。我敢斷言,大三通實施之日,就是台灣經濟另一波躍升之時。面對WTO之即將同時進入,我們台灣沒有理由再對這種兩岸雙贏之事拖延。陳總統於元旦提出的兩岸建立統合新機制以及推動小三通,是良性應變的第一步,值得肯定。

五、不論兩岸協商進展如何,新政府拿出勇氣裁減部分國防支出,用以投入教育與研發。在知識經濟時代,再不大量投入教育體系就會後悔莫及。今天大陸重點大學北大與清華等校的預算,已超過我們的台大、清大。

六、決定台灣國際地位的要素是競爭力,不是武器採購所形成的軍力。二000年台灣全球競爭力從第四名跌落到十一名,根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的評比,主要是資本市場不夠開放,政府法令規章不夠週延,股票市場內線交易規定不嚴格,財政赤字不減反增等。這就是再度提醒我們,全球化下的競爭是「經濟優先」。

◎不能再有閃失

儘管不到百分之四十的選民選了阿扁總統,但不會有一個選民只希望總統的年終績效也只有四十分。
陳總統是全體人民的總統,因此,不論當時有沒有投他一票,我們都誠心地希望他做一位有政績的、眾望所歸的、開創新局的總統。

一、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我要補充:一個人的「性格」更決定他所嚴格要求的「規格」。

二、有人說:「態度」決定「高度」;我要補充:一個人的「厚度」更決定「高度」。

三、有人說:「討好」容易,「求好」難;我要補充:「求好」難,「做好」更難。

四、有人說:「格局」決定「結局」;我要補充:只有「大」格局,才會產生「好」結局。

五、有人說:執政黨「有心」而「無力」,在野黨「有力」而「無心」;我要補充:只有同心協力,才能增進人民的福祉。

陳總統已經錯失了「蜜月期」,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千萬不能再有閃失。

救經濟 馬總統實話實說

高希均 /2009-02-24 /《哈佛商業評論》繁體中文版發行人 /聯合報民意論壇

做了七個月的總統,馬總統及他的團隊心中一直不解:「為什麼我們這麼努力,人民會有這麼多失望?為什麼我們這麼認真,具體的政績是比想像中差了很多?」

讓我綜合幾個大家熟知的原因:

一、這個執政團隊,清廉有餘,幹練不足。內部開會太多,對外溝通太少,橫的聯繫缺乏,縱的授權模糊。重大而又具爭議性的政策,常拖延時日。

二、由於清廉,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包括一些民意代表、黨工、意見領袖、企業人士等)或消極地袖手旁觀,或暗中興風作浪,形成任何提出的公共政策,祇聽到批評聲浪。

三、出人意料地,全球經濟大環境加速惡化,完全打亂了馬團隊的施政布局。一面要倉促應對,一面要修改政見;另一面,前總統陳水扁留下的後遺症(從不適任的人事到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及規定)無法立即清除。因此有人面告劉院長:「你們是在很認真地執行阿扁留下來的錯誤政策。」劉院長回答:「這不盡然,要給我們一些時間。」

四、馬總統的溫和及尊重性格,沒有能使總統府、兩院(行政院、立法院)及國民黨相當步伐一致地推動政策。說「各立門戶」是誇大,說「各有盤算」比較接近事實。選民投票時是要馬英九「全面負責」的。遠見民調一再顯示選民對國民黨立委十分失望,評價遠遠低於馬劉二位,但問及「誰該對立委表現負責」時,民調顯示:百分之廿八的民眾說立委自己,但有百分之十九認為是馬總統,黨主席為百分之十一,立法院長為百分之七。

五、馬總統身邊要增加幾個比較整合性強的、策略性強的幕僚。溫和謙讓的總統加上一批知書達禮的幕僚,造成了「意志」難以貫徹。總統府是權力中心,要有它應有的高度與規格、及「令出必行」的威嚴。總統的權力當然不能濫用,但不發揮到相當極致是辜負了選民期望。 

在當前全民信心低落之際,馬總統應當利用晚間黃金時段要求電視台聯合播出,向全國人民做一次坦率而懇切的談話。筆者提供以下要點:

面對全球經濟衰退,沒有一個國家有特效藥,政府也無法長期做耶誕老人,提供白吃的午餐。政府能做該做的,經過研判後我們會儘量做,但是解決經濟危機——

一、需要時間,需要付出代價,需要說「不」。《紐約時報》的佛里曼指出:「美國政府必須讓通用汽車與克萊斯勒汽車破產…寶貴的納稅人錢應集中於鼓勵新興事業而不是紓困。」

二、需要企業配合:企業要有愛心—少解僱;企業要有信心—自己爭氣;企業要有雄心—做好各種準備,景氣轉好時,再大顯身手。

三、需要人民支持:民眾祇要能力所及,要多消費、多花費、多破費;甚至有一些良性「浪費」(如多買了一些看不完的書與唱片)。

四、更需要大陸經濟的助力:與大陸簽訂CECA(綜合性經濟性合作協定)是沒有特效藥中較具效力的一帖藥。馬總統必須指出:是民進黨八年執政的僵持,加速了台灣的邊緣化,由國際「政治孤兒」逐漸變成「經貿孤兒」。統獨論點可以南轅北轍,但有助於台灣經濟生路的政策應當要有高度共識,並且立即付之實施。陸委會賴主委的政績,即要看她在這政策推動上的貢獻。

在經濟衰退的大風浪中,台灣這葉扁舟不是沒有本錢,更不是沒有本領,祇要舵手果斷地決定航程,勇往直前,實話實說,告訴二千三百萬人民,大部分人會相信藍海會出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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