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副總統發表「三一九中彈紀實」，至少引發了兩類議論。一、呂副總統為刑案被害人，如今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所謂「紀實」的言論有干擾偵查之虞。二、呂副總統的發言，非但未能釐清事態，反而使社會認知愈趨錯亂。 

這正是必須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原因。倘若本案發生在一般公民的身上，且亦衍生類似的合理懷疑；則檢警單位極可能立即對相關人士進行隔離訊問，甚至進行測謊；倘非如此，即不能防範串供。 

反觀本案，發生迄今已逾二十日，一方面謠諑紛紜，網路上則幾乎全民皆成福爾摩斯；另一方面，但見刑案「關係人」陳總統、呂副總統、玉山警衛室首長及隨隊醫師不斷對案情發表片面看法，而且互相矛盾，卻顯然沒有任何國家機制能對這類原應列為「偵查筆錄」的證詞進行偵查比對，更遑論作出防止串供或進行測謊等必要措施。試問：在這樣的情勢下，如何進行公正的偵查？未來偵查的結論又如何昭信世人？ 

本案疑雲重重。即使陳呂在本案中完全清白，但僅為陳呂的「統治正當性」來考慮，亦必須成立真相委員會以維繫陳呂的社會信任。 

為了舉例說明，再回到呂副總統所撰的「紀實」。呂副總統說，她感到膝部劇痛，立即查看痛處，發現了自己的傷口。接著，她又說：「我瞄到總統下腹一長條綻裂開來的血紅傷口。」倘若呂副總統的說法屬實，她「第一次看到」陳總統的傷口，約是在槍擊發生後的大約五分鐘之際。 

不過，根據陳總統親口對五院院長的談話，他並未如呂副總統一樣在第一時間立刻查看他自己「很痛，非常痛，又流血」的傷口；依據陳總統親口的說法，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傷口，距受傷至少已逾一個小時。更準確地說，陳總統在這一個多小時中，甚至根本連一眼都沒看過自己的「原始傷口」；因為，他在一個多小時後「第一眼」看到的已不是「原始傷口」，而是醫師「縫合完成的傷口」。 

陳總統對五院院長的相關談話如下：「……大家也瞭解到，在手術完畢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傷勢有多嚴重，我都沒有看，我都不曉得，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傷，已是手術縫合完畢了，醫師才讓我看，就是今天大家「五院院長」所看到的這個傷勢。」 

比對陳呂二人第一時間的反應。呂立刻檢傷，及陳在一個多小時後始「第一次」看到已經縫合完畢的傷口；差異極大。陳在手術台上全程清醒，卻在言語中暗示在傷口縫合前他完全是「狀況外」；這樣的反應，似乎有異常情。畢竟，傷處是在低頭可見的腹部，非在背後。另一方面，相較於陳總統未見自己在腹部的原始傷口及手術中的傷口，醫師們則是在一個多小時內完全未曾檢視陳總統的背部，亦滋議論。醫師們「第一次」檢視陳總統的背部，是在發現「彈頭」之時，此際距離槍擊已約三個小時。 

若再比對第一現場相關當事人的公開說詞，可以發現，槍擊發生時，座車上的人士對情勢的反應似乎出現三種類型。一類是呂副總統，幾乎在第一時間即判斷為「槍擊」，並主張立即就醫；另一類是陳總統及貼身侍衛，似乎比較傾向判斷為「鞭炮傷」。陳總統至最後一刻仍認為「看看旁邊有沒有醫院包紮一下就好」（對五院院長說），並主張繼續拜票；侍衛長陳再福更始終以「副總統受鞭炮傷」對外發號施令，甚至根本未提「總統也受傷」。 

第三類反應則是隨隊醫師。他們似乎知道是「槍傷」，但總統所受到的處遇卻比「鞭炮傷」還不如。在玉山警衛室公開的說明及陳總統對五院院長的談話中，皆未見描述醫師在車上的急救動作；玉山警衛室甚至說，在車上看到傷口的「只有陳再福與張春波二人」。至於隨隊醫師的說法，亦不一致。譚光還說，曾用急救包止血；可是，簡雄飛卻說他是用「總統的內衣替總統止血」。倘若大量出血，立即以內衣壓迫止血尚屬合理；但據稱當時「出血量不大」，則何以不用急救包？何況，總統下車時，「內衣止血」的動作亦已停止，也就是竟然容許總統裸露著十餘公分的傷口、衣履整齊地步入急診室。類此種種，不免有人質疑這不像是總統貼身醫師所應表現的高規格ＳＯＰ。 

只要打開網路，即可十分輕易地歸納出近百種此類的質疑。而正副總統及相關隨扈欲解釋這類疑問，皆必須經由真相委員會的檢證，始能昭信天下。 

李昌鈺博士抵台，但已聲明在先，他只作鑑識，不過問偵查。如所共見，有公信力的偵查只能寄望於多元參與的真相委員會；而成立真相委員會，最重要之目的即在化解謠諑，以鞏固陳總統的社會信任。